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经常需要紧急决策与执行，更适宜采取首长制模式，而村委会的委员会制模式更适宜处理常态事务，村委会主任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独立决策的能力。
有的提出，既然疾控机构可以委托配送企业将疫苗配送至接种单位，生产企业具备疫苗冷链运输能力的，也应可以在疾控机构的组织下直接将疫苗配送至指定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法草案规定，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向疾控机构配送，再由疾控机构组织向接种单位配送。
药监部门、卫健部门、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疾控机构、接种单位、医疗机构等各方面要共同做好疫苗安全事件报告、医疗救治、风险控制、调查处理、信息发布、解释说明、善后处置等工作。立法过程中，对在疫苗领域，要不要实行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进行了深入讨论。疾控机构、接种单位、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疫苗配送单位从事疫苗配送等活动必须遵守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保证疫苗质量。国家药监局在批准疫苗注册申请时，对疫苗的生产工艺、质量控制标准予以核准。国家药监局指定中检院和部分省级药品检验机构共同负责疫苗批签发。
例如，实施接种前应告知和询问有关情况、必要时提出医学建议。但是，我国疫苗整体上大而不强，创新动力不足，距疫苗强国尚有一段距离。此外，网络开放性要求用户对其每一层的访问必须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也改变了上层规范为下层规范基础的预设，多层网络规范之间更多是平等、竞争关系。
与此同时，宪法规范兼具缜密性和有限性。关键词: 规范性 数字规则体系 宪法秩序 数字国家 一、法律规范体系由层级性向交互性的转变 20世纪上半叶，法治模式的前提是自主的法律体系，规范的自主生产为其主要特点之一。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遵守网络关键规则，并非源于社会制裁和国家制裁的压力，而是源于统治该空间的代码和架构。行政权层面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行政部门的互动性、反应性和个性化加强，公共服务在效率、透明度等方面均得到提升。
[44] 正如前述，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国家边界的概念遭遇稀释以至于更接近人类社会概念。[41] L. Lessig, Code is Law: on Liberty in Cyberspace, Harvard Magazine, Janv.2000. [42] N. ELKIN-KOREN,《The Privatization of Information Policy》， préc., note 29; Julie E, COHEN, Copyright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Self-Help,13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089,1089（1998）. [43]参见张欣：《我国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的治理效能、路径反思与因应之道》，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
社交网络的用户数量呈指数增长，这揭示了数字媒体作为政治信息和主要交流手段的潜力。2.隐私权、平等权的延展 在宪法领域，对隐私权的认可主要侧重其防御性，即防御公权力的过度侵害。[27] F. Duflot,《 L'interopérabilité dans tous ses états 》， in S. Lacour （dir.）, La sécurité aujourd'hui dans 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 L'harmattan,2007, p.239. [28] P. Morvan （dir.）, Dictionnaire informatique, éd. Références Larousse,1996. [29]参见焦海涛：《平台互联互通义务及其实现》，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数字主权可以表现为控制和规范数字的原始能力，也构建数字规则的基础规范。
21世纪初，我国宪法学界开始关注现代科技发展与宪法学的关系，试图对这一虚拟领域进行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有限性体现为宪法只能规范存在于通过国界所划分的特定领土之上的公权力。任何网络的技术架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政治选择。第一，利用数字技术更新立法权运行模式。
国家机构为了适应网络发展，也出现了国家平台化的趋势。所有机构和所有政治家都可以使用网络，一个直接和分散的信息生产系统现在正在发挥作用。
网络发展的最初阶段，不同网络的异质性十分突出，不同的计算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差异巨大。信息公开化程度大幅提升后，需要划定隐私保护的界限。
[44]参见季卫东：《数据保护权的多维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0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法律信息学正在超越其立法形式层面的发展，涵盖了一套综合的不同技术和方法，用于法律草案的起草逻辑和自动处理。同时，算法作为一种新型权力，改变了国家法秩序、政治制度的多元性以及公权力机构的传统结构。其一，人民主权是一国法治的正当性基础与法律效力的来源，而人民的概念又带有极强的地域性。法律可以通过规定某事必须要做，或某事不能做来表达一个规范是否具有有效性。智能司法的背后是从文字向代码的司法逻辑转向，不仅催生了人工智能法学，更重塑了同案同判的公正理念。
此外，公民权利与公权力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两者的传统纵向关系中加入了横向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结构。然而，宪法作为一种规范和网络作为一种工具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如自由、平等与民主。
[20]构成网络的这三层完全相互独立，每一层都对自己的逻辑做出反应。数字技术不仅仅是宪法工程的一项工具，更是提升地方民主的机制，促进行政决策权与地方民众的直接接触。
宪法和互联网也在同一规范性运动中相遇，打破了凯尔森以降将宪法视为法秩序顶点，并作为其他法律规范之基础规范的观念。从法律本体到基于统计分析或人工智能的自动决策系统，许多整合了法律和技术的工具已经被开发出来。
宪法自主实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获得证成，不受外部任何形式的干预、胁迫。在互联网时代，免费分享还是付费获取信息的矛盾其实是最早出现的法律问题。[8]参见张新宝、许可：《网络空间主权的治理模式及其制度构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基本权利的行使还涉及平等权对部门法适用的辐射。
[38]国家是整个地球表面的一个历史、政治和法律现实。3.数字标准规范生成过程中的宪法化调适 数字时代下国家治理与宪法实施开始和解，朝着消除隔膜、相互影响的法律世界开放，其中也需要权力组织间的合作及主管机关间的分工配置。
此外，从数字主权的角度来思考，我们需要超越凯尔森提出的规范等级理论的经典金字塔模式，走向互动的网络理论。[6]参见蓝江：《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数字时代对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的超·解读》，载《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
数字时代已经呈现出冲突法的特征——各国之间具有不同规则，确立了进一步趋向国内主权自主运行的事实。[41]技术规制与法律规制有所不同，计算机系统有能力在某些行为发生之前预先阻止潜在的损害。
具体而言，网络时代的到来产生了法规范的层级性与交互性的内在张力：宪法是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和其他规范保持互动和合作。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虚构的网络法官现象，引起学界对非人性化司法的担忧。[10] Danièle Bourcier,《L'informatisation du droit: réflexions sur l'évolution des techniques d'écriture de l'état 》，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Philosophy and Computer Science, n°1-2,1998, p.237. [11]参见邢斌文：《立法者如何讨论科技议题——以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为例》，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32]参见[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3.数字时代新型权利亟待进一步确认 数字时代可以重新定义集会、表达和交流自由的边界，还可以进一步发展知情权和参与权等。但是，网络也造成规范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一种是基于个人自主的理念且更开放的。由于定位不同，不同国家制定的规则之间有实际或者潜在的冲突，需要在具体纠纷和事件当中进行规则选择。
[6] 数字秩序的产生是以自组织机制为基础的，法律秩序的创造则是意志行为的结果。但行政权力实际上发生着性质异化：在一个网络中，谁知道或可能采取最有效的行动，谁就获得了权限。
